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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良文集》序,写在佐良同志逝世一周年——李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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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 2016-06-22

佐良同志离开我们已将近一周年。英语界和外国文学界的同仁,无论男女老少,莫不为他遽然仙逝感到哀悼和震惊。作为他的大学同班同学和几十年的老友,我更觉悲伤和惆怅。

佐良夫人徐序大姐根据佐良生前的喜爱,从佐良硕果累累的著作和作品中精选出数十篇,亲手抄写和誊清,交付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准备出版。我想这该是我们对佐良同志的最好纪念。

我和佐良同志相识已是60年前的事了。当时故都北平已处在国防最前线,冀东已成立了伪政权,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断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平津随时都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危险。我们于1935年秋季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那年冬天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我们受了这场爱国运动的洗礼,开始认识到青年人要为救国救民发奋读书。佐良毕业于武昌文华中学,他的中文和英文程度已是我们全班之冠。当时清华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课程都是按入学考试成绩分班的。佐良分在大一国文A组,由俞平伯先生授课;还分在大一英文A组,由英国人吴可读(Pollard-Urquhart)先生授课。佐良不仅勤奋,还善于学习,他利用课内和课外的每一个机会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见解和表达能力。例如,在完成大一西洋通史课外阅读时,他从刘崇鈜先生所指定的耶鲁大学国际著名古代史教授罗斯托夫采夫(Rostovtzeff)所著《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里既学到分析历史发展的各种原因(包括心理因素),又开始注意到学术著作的英文文体。又例如,在完成大二西洋哲学史课程贺麟先生所指定的西洋哲学名著选读和读书报告写作时,他选了柏拉图的《对话录》,用的是著名的周伊特(Jowett)英译本,并且主动用英文写读书报告,受到贺先生的高度称赞。佐良在大二上学期曾参加全校英语演说比赛。他参赛的题目是“Literature Sweetens Life”(文学能使生活美好)。他获得第一名,受到外文系主任王文显先生称赞,说他能唤起听众的各种感情,很有说服力。佐良对文学的热爱是由来已久的。在大一下学期,有一次他和我打网球后谈到他的家长要他转学经济,他很犹豫。我极力劝他不要转系,幸亏他后来打消了转系的念头。他爱好文学阅读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在大二时,美国历史小说《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刚刚出版。佐良向陈福田先生借到此书,如获至宝,废寝忘食把书从头到尾看完,此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佐良的英文写作才能在陈福田先生讲授的大二英文班上已充分显示出来。陈先生要求我们每周写两篇英语作文,堂上一篇,堂下一篇。他认真批阅,及时发还,真正调动了学生用英文创作的积极性。几乎每次作文都是佐良写得最好。陈先生说佐良能用日常英语词汇写得生动活泼,既叙事,又抒情,给人以新鲜感觉。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和天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合作,先迁长沙,后去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文学院各系在南岳衡山山麓上课。我们当时是大三学生,有幸遇上英国诗人兼批评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先生教我们莎士比亚课和大三、大四英语课。燕先生当时只有31岁,未婚,一心扑在教学上。他每周要求我们写英文作文一篇,批改得很详细,并且加上他的精辟评语。他还要求学生用英文写评论剧中人物和情节的小作文。燕先生的严格要求—他要求言之有物,观点鲜明,砍掉空洞、华丽的词藻—我猜想燕先生的诗人气质和学人的洞察力都曾对佐良的智力成长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促进作用。当我们三年级下学期在云南蒙自上叶公超先生讲授的18世纪英国文学课程时,叶先生居然对佐良的英文写作点头赞赏,而叶先生向来对学生的英文写作是极为挑剔的。我们在昆明上大学四年级时,燕卜荪先生讲授当代英美诗歌。佐良对英诗的浓厚兴趣,他后来对英诗的研究和翻译,以及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可能都与燕师的启发和教导有关。这里附带提一下受燕师影响的人还有我们同班同学查良铮(笔名穆旦,诗人、翻译家)。我们上大四时,吴宓和叶公超两位先生合开翻译课,吴先生指导英译中,叶先生教中译英。佐良和国璋(许国璋同志也和我们同班)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历史系刘崇鈜先生曾说他喜欢佐良和我们班其他同学的英文程度好,他主动提出要为我们班开英国史课程。刘先生还介绍了若干部历史名著,指定我们课外阅读。这门课有助于学生获得有关英国历史的全面系统的知识,因此也有可能为佐良后来从事英国文学史的教学、研究与著作打下了坚实、牢靠的基础。另外,我们上大四时,钱锺书先生刚从欧洲回国,教我们班两门课: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和当代欧洲文学小说。钱先生讲课旁征博引,贯通古今,气势磅礴,振聋发聩。他特别重视思想史。这可能对佐良以后的研究也指明了方向。但钱先生同时也重视艺术性。他让学生模仿拉布雷(Rabelais)的语言特点—这是他给学生出的考题之一。佐良的答卷赢得了全班第一,他对拉布雷语言的模仿真是惟妙惟肖!

1939年夏,佐良毕业留校,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助教。佐良虽然热衷于文学研究、教学和创作,但是他毫无学究气,并不厚古薄今。他了解国际事务,他对实用英语的掌握也是第一流的,受到老师和同学的一致称赞。在这期间,他翻译了曹禺的《雷雨》为英文。这是他文学翻译的最初尝试,但已显示出他这方面的才华。佐良还和丁则良联合发起人文科学学会,定期举行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学术报告会和讨论会。参加的人除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外,还特别邀请了一些知名教授和学者前来指导,例如,闻一多、潘光旦、雷海宗、曾昭抡、吴宓等先生。潘光旦先生为此学会取名为“十一学会”,并解释曰:“推十合一谓之士。”意思是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士)的学会。吴宓先生开玩笑说:“可以叫做‘二良学会’,因为发起人是王佐良和丁则良。”可见佐良早在担任青年教师时期就已积极投身于开展人文科学研究事业,他怀有强烈的学术和文化救国的思想。佐良对于文艺创作素来很向往,对有成就的作家颇为景仰。抗日战争时期有不少位进步作家住在重庆。大约是1943年暑期,佐良、穆旦和我曾在重庆拜访过巴金先生(巴金的夫人上过西南联大,是穆旦的学生)。巴金请我们在新新咖啡馆喝咖啡、谈天。

抗日战争胜利后,佐良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入牛津大学茂登学院,师从F. P. Wilson教授,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在名师指导下,佐良完成了硕士论文《约翰•韦伯斯特的文学声誉》(The Literary Reputation of John Webster to 1830, Institut für Englische Sprache und Literatur, Universität Salzburg, 1975)。这是一本既严谨又生动的学术著作,后来由James Hogg收集在《詹姆斯一世时期戏剧研究丛书》(Jacobean Drama Studies)中,萨尔茨堡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出版。佐良的导师Wilson教授是公认的版本学家,佐良在他的影响下对西方目录、版本之学也颇有研究。1961年,周扬同志主持文科教材编写工作,外文组长冯至先生委托佐良制订大学英语专业培养方案中所附中、英文必读和参考书目,佐良所订的书目至今仍然有用。佐良一向重视推荐新书,不断向北京外国语学院提供西文图书信息,和其他同志一起使北外的西文图书馆藏丰富,学术水平甚高,版本也十分讲究。

佐良同志对文学研究的执着和热情是罕见的。他的著作既令人高山仰止,又亲切动人,读者十分爱读。早在50年代中叶,佐良就曾发起创办《西方语文》学术刊物(《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前身),刊登学术水平较高的西方文学和语言研究的成果。60年代初,他约周珏良同志(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和我共同为商务印书馆选编《英美文学活叶文选》(后收罗成集为《英国文学名篇选注》,主编为我们三人和刘承沛教授;商务,1983年第一版)。我们企图努力做到通过对英文原文的准确理解和对原作语言结构和文体特色的分析来达到文学欣赏和文学研究的目的。这条原则是佐良同志始终坚持的。我认为这条原则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外国语言和文学的教学,对端正学风,提倡踏实读书、细密思考,都起了良好的影响。

佐良同志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对英国文学史(包括诗史、散文史、小说史、戏剧史等)的研究和撰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分卷中“英国文学”这个长条目就出自佐良同志的手笔。他的几部力作是:《英国诗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英国散文的流变》、《莎士比亚绪论》等。他主持的国家重点社科研究项目—五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凝聚了他最后的心血。他为已出版的《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出版)所写的序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模式这个重要问题。他主张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写文学史,要用叙述体来写,要写得生动、具体,要有文采,但要准确无误,符合历史事实和真相,同时还要简练。佐良同志提出的这些原则对今后我国编写外国文学史也会产生良好的影响。

这个文集精选了佐良同志各方面的代表作,包括文学史论、诗论、文学评论、书评、翻译理论和评论、比较文学评论、随笔和序文,以及诗歌创作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佐良同志是一位多面手,他颇似柯尔律治称莎士比亚为“万脑人”(myriad-minded)那样博学和多才多艺。佐良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本文为李赋宁先生为《王佐良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所写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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